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同王国维、陈寅恪比较起来,他更多的是关于考证学的方法论的论述。他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又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有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25]。他撰写《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就顾颉刚、刘藜等人的古史辩难发表见解,认为:“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26]他还撰写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认为:“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27]胡适所讲的这些见解,中心是考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其特点是反复申说“科学方法”[28],故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发展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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