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华认为还要考虑教材的具体实施条件。他指出，反本质主义教材要想付诸实践，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他考虑了教师、学生乃至整个教学活动的社会机制，写道：“如何使得文学理论课的教师能够理解并掌握反本质主义的意义、方法、思路，并在教学活动中加以具体运用，如何使得刚刚告别高中应试教育的大学生适应这样具有较大学习跨度的文本阅读，如何使得今天的教育体制逐渐接受新型的教材，并据此修改传统的教学检查和考试方式——闭卷考试必然与本质主义的逻辑相一致，等等，这些相互联系缠绕的问题，决定着任何反本质主义教材的实际价值。事实上，如果确保反本质主义的教材得以健康存活，那差不多意味着作为它的条件的上述诸多因素的结构性全面转型。只是改变教材，而不改变体制的运作方式，不改变这个支配着教材的生产和接受的系统，那么，教材的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沦为一纸空文。”[47]我们认为，朱国华对反本质主义这种带有挑战现行教材形态及教育教学社会条件的新事物所做的“知识制度”的反思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们至少应该在现有的空间下，努力推动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教材的实施，因为“它必将是未来的大趋势”[48]。为此，我们有必要围绕此一问题再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