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那些关于马克思立场中的连续性的论证对我们理解马克思是有帮助的，但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转变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我确信这种转变可被归结为马克思理论逻辑的内在要求。此前我已经指出马克思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的社会发展的真正可能性，同时马克思将人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进一步指出人在社会语境中的经济维度是一个核心要素，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区分了人的需要与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如果这些观念可以被接纳，那么下一步就要构建一个现代社会的理论，或者资本主义理论，以便他能够把握当下社会语境的一般本质以及这种社会变迁的真正可能性。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可以视为其早期哲学—人类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在马克思更为宽广的视域当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个显而易见的意义在于，如果人被社会关系所界定，那么对社会语境的分析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人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路径。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如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一样，将国家视为人的夸大的存在形式。马克思将进一步保留着柏拉图的理论旨趣，即将社会情景引入理论当中，人将在这种社会情景中完成某些任务，以彰显其内在的能力。但不应忽视的是，尽管柏拉图给出了一个最为理想的国家的可能形式，但马克思，却如亚里士多德一样，将自己限制在对当下社会形式的分析当中。在比希腊前辈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马克思倾向于改变那种并不合理的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的存在仅仅依赖于偶然的经济要素。另外一个构建资本主义理论的原因在于，马克思试图探寻在何种条件下当下的社会形式能够被改变。在此与黑格尔的理论近似，马克思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是对人的否定，但它有可能通过对自身的否定展开一个更适宜人类发展的社会形式，而当下的状态正是这种否定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如果社会转变的真正可能性可以被把握，它必须要能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被理解，而不是仅仅在抽象的思想当中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