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章学诚进而认为：
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8]
这段话，是具体地讲到了“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了。在西晋之世写三国史，怎能公然斥责曹魏“禅让”于司马氏呢？而在北宋撰《通鉴》，也不能不考虑赵宋皇权是因后周的“禅让”而来这一事实。而习氏、朱子所当之世不同，其“身处”与陈氏、司马也有异，所以他们可以提出另外的看法。章学诚甚至认为：“诸贤易地则皆然。”这一句话，道出了不同的客观环境，必然会对处于特定位置的史家之历史撰述产生影响的规律性认识。
章学诚把他的这种见解概括为：“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联系上文，马端临说的时有古今、述有体要，钱大昕说的度古人之“时势”、察古人之“苦心”，以及赵翼对不同史家“所值之时不同”的分析等，是史学批评之知人论世方法论的不同表述形式。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些理论上的认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这里说的历史主义，指的是人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要有一种历史的态度，即历史地看待历史。具体说来，就是要把所认识、研究的对象提到与之相应的历史范围之内去加以考察，以判断其得失或价值。在这里，重要的是：第一，不只是说明认识、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且要说明这个对象为什么是这样的；第二，在判断认识、研究的对象之得失或价值时，应着重考察其在历史上提供了什么新的思想、成果、业绩，以及其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之所以值得总结和称道，首先，是因为注重评论对象“所值之时”，即其所处的“时势”，或谓之“古人之世”。其次，是因为注意到，即使处在同一“时势”即“所值之时”相同的人，其各人之“身处”亦不尽相同。章学诚说：“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9]这是反复论说了“知古人之身处”的重要。他说的在史学批评（不限于史学批评）中，要避免“妄论”和“遽论”，可谓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