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李贽：《藏书·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页。
[15] 李贽：《藏书》卷四十《史学儒臣传·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92页。
[1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安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4页。
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
——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举例
一、三史是非和史学批评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评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它们在史学价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着不少争论。这些看法和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
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1]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他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谀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