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和陶东风于1999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提出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的论点，这个论点被运用于文学批评上面，落实到文学理论的建构中。他们不满意当时文坛渲染一时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冲击波”，认为刘醒龙的《大厂》等作品，只是一味鼓吹历史的维度，而把人文的维度置之不顾，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失败。他们说：“现实的发展却不总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相统一的。令人忧伤的是，现实的发展往往是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历史进步（譬如经济的快速增长、工具理性的迅猛发展等）常以道德沦丧、社会问题丛生为代价。固守人文则又付出历史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面对如此悖反的现实，作家们，你是选择‘历史理性’还是‘人文关怀’？我们的忠告是，你们千万不要陷入这种‘选择’的泥潭中……真正的文学家决不在这两者中选择，他的取向应是‘人文——历史’的双重张力。他既要顺应历史的潮流，促进历史进步，同时他们又是专门在人的情感领域耕耘的人，他们更要有人的良知、道义和尊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地体现出来。”[29]这种观点与上述恩格斯的观点、李泽厚的观点是一致的，它的优点在于提出了“张力”论，就是说对于作家而言，他不是从事具体的社会工作的人，作家有作家的特性，他可以把历史的和现实的这种困境呈现在读者面前，清醒地提出问题，而不做给予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物以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的价值判断。他可以深入到历史或现实的深层，艺术地解析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如果要对具有悖论的历史做判断的话，作家的价值判断可以是亦此亦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