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汤普森认为对“文化”这样定义的缺陷就在于：把文化宽泛化地定义为生活方式，实际上，不同的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并且体现为利益的争夺和斗争，而这些矛盾和斗争构成了文化现实存在的基础。因此，文化不能忽视生活中的斗争因素及其之间的关联，“(文化)研究的是全部冲突(斗争)方式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①。所以，威廉斯的文化观念没有提出文化的斗争因素，是不全面的和保守的。
威廉斯面对汤普森的质疑，对自己的文化概念进行了修正，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定义，使其更加贴近生活和现实；第二，针对自己文化观念的普遍性，威廉斯注重加强了文化与政治内涵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方式，而是一种政治隐喻，以此反对汤普森的“整体的斗争方式”的文化观念。
从汤普森对威廉斯的质疑以及威廉斯的回应可以看出这二人理论风格的差异，威廉斯强调文化的人类总体性和感觉结构的共同性，将文化的视域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作为一种整体性生活方式，他将文化的政治性以隐喻的形式融入文化的内涵之中，从而在文化定义上体现为一种较为平和的风格；汤普森则侧重于文化的差异性和斗争性，认为文化就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而非一般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并提出阶级斗争等激进性的话语，从而体现出一种较为激进的风格。但是二人的文化概念也有相同之处，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实践性，承认文化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这二人对于文化的理解及其风格都启发和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其中起更重要作用的是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威廉斯指出：“我认为在文化分析中，强调英语作家的社会史、戏剧形式的社会史、标准英语的形成史以及随之出现的新命题等都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种更为明显的深层变化，那就是那些从传统意义上讲是独立于英语或文学研究之外的有关传播、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文化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在1970年前后我把它们融为一体，形成了更为明晰的理论立场，我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把它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虽然它在范式的意义上比文学要宽泛得多，但它仍然主要聚焦于写作的这些主要形式上，它们现在仍然与其他的写作形式一起被读者从不同的角度阅读着。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在生产方式和条件下，对以写作为中心的所有意指形式的分析。或许让我们共同感到讶异的是，就是在这里，我的著作中找到了与最近的符号学之间的新的关联点。虽然与一些符号学所倚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特定的形式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我说过，一种完整的历史符号学与文化唯物主义是一回事，并且我高兴地看到它正在取代狭窄的历史语言学。”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