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适为礼所不许，然时直非常，则有非常之事，即礼、律亦有难言之者。《晋书·礼志》：大康元年，东平王楙上言：“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直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生死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当追成服，求平议。”其时议者：谢衡以为“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宜更相为服”。张恽谓“《尧典》以厘降二女为文，不殊嫡媵，而传记亦以妃、夫人称之，明不立正后。”盖皆以为无妨于二适者也。然二适实礼所不许，以其有故而许之，能保无故者之不矫托于有故乎？于是有欲强绝其一者：虞溥谓“未有遭变而二适，更娶则绝前之证，故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许勐以为地绝。卫恒谓地绝、死绝无异。李胤谓“大义灭亲，毖为黄门侍郎，江南已叛，不得以故妻为妻”。皆欲强求其说者也。然昌母何故当义绝？说不可通。（故议者或谓当同之于死而义不绝。）地绝亦难质言，且亦难免狡诈者之借口，而刘卞谓“地既通何故追绝之”，于义为尤允矣。然则毖妻未故而地通，又将如何？大义灭亲，说尤牵强。江南叛，非毖之妻叛也。果如所言，有擅土而叛者，则一竟之民，未能自拔者，夫妇皆当离绝乎？虞溥谓毖“妻专一以事夫，夫怀贰以接己，开伪薄之风，伤贞信之义”；卫恒谓“绝前为夺旧与新，为礼、律所不许，人情所不安”；于义实协。然人情非有妃匹，不能久安其处，当求归不得之日，而必责以守信独居，亦事之难行者也。当时又有陈诜者，先娶零陵李繁姊。产四子而遭贼。于贼请活姑命。贼略将李去。诜更娶严氏。生三子。繁后得姊消息，往迎还诜。诜籍注二妻。及李亡，诜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将军庾亮。府司马王愆期议曰：“诜有老母，不可以莫之养，妻无归期，纳妾可也。李虽没贼，尚有生冀，诜寻求之理不尽，而便娶妻，诚诜之短。其妻非犯七出。临危请活姑命，可谓孝妇矣。议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陨无二，是望凡人皆为宋伯姬也。”夫社会之于贞节，恒偏责诸女子，李繁姊在贼中，盖已不能全节，而愆期之议犹如此，况王昌之母，未尝失节者乎？愆期又曰：“后子不及前母，故无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尝，未有不以前母为母者。亡犹母之，况其存乎？若能下之，则赵姬之义，若云不能，官当有制。先适后继，有自来矣。”《干宝》议毖事云：“同产无适侧之别，而先生为兄；同爵无等级之差，而先封为长。二妻无贵贱之礼，则宜以先后为秩。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庙者众，及其神位，故有上下也。《春秋》贤赵姬遭礼之变而得礼情。朝廷于此，宜导之以赵姬，齐之以诏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后妻崇卑让之道，室人达少长之序，百姓见变礼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于死乎？”说与愆期同，似协于义。（刘卞云：毖于南为邦族，于北为羁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为元妃，后妇为继室，于义似不甚安。）然赵姬之美，非可责诸人人，使王昌之母，不甘为妾，议者亦无以难也，而可强抑之乎？时又有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子东伯。入晋，晋赐之妻某氏，生子绥伯。大康中，某已亡，绥伯将母以归邦族，兄弟交爱敬之道，二母笃先后之序；及其终也，二子交相为服；可谓能行宝与愆期之议矣。然虞溥云：“伯夷让孤竹，不可以为后王法。”又安丰大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适。前妻亡，后妻子勋疑所服。荀勖议曰：“昔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元衅，为陈氏服适母之服，事陈公以从舅之礼。而族兄宗伯，责元衅谓抑其亲。”此亦不能责后妻之子若其亲属，不持此议也。于道为又穷矣。此诚礼律之所难言者也。此亦非礼律之过。有制度则必有所穷。所谓礼律者，亦不过据一时之社会组织，而为之制度耳，原不能通于万变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又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