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又说回来，明末说假话、大话的人，也并非毛文龙一人，至少是真正说真话的人不多，因为朝廷上下愿听真话的人本来就不多。事实上，就算毛文龙不说大话，他也承担不起收复辽东的重任。朝廷的大军在关外尚且节节败退，何况毛文龙这样的乌合之众。
或许毛文龙本人就十分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不断与朝廷吹些大话，要官要饷，另一方面，也实实在在地为自己做事。他不断地要饷，不免也吃些空额，落入自己腰包。更严重的是，他还利用皮岛的地理优势和军队的特权，做些生意赢利，经营的商品中也有不少是违禁品。他还代朝廷征收过往商贾的商税，但不上缴。总的来说，毛文龙在皮岛，兵练得不怎么样，但钱赚得还可以，很有些经济头脑。
毛文龙赚的钱，除落入自己腰包外，开支也不少。手下的一大帮兵马要靠他养活，指望朝廷有时候也的确不可靠；朝廷那么多官员也得罪不起，需要打点。毛文龙在这方面从不吝啬，朝廷上下拿他钱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帮他说话。毛文龙的最大问题是得意忘形，失了分寸，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总以为朝廷没有了他，辽东局势就会如何。他还以为他上下使了钱，朝廷的官员就都会帮他讲话，奈何他不得。在崇祯帝刚即位的天启七年（1627）九月，毛文龙上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奏疏，说他“七年苦楚，百事勤劳，有不平者五事”，具体而言，则是衣服不足、待遇不一、赏罚各异、抹杀战功、传言不断等等，最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崇祯帝拿到这个奏疏后，不明真相，想想毛文龙也真是不易，便下了一个令毛文龙浮想联翩的诏书，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