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篇选文中我们可以窥见巴金的出版思想。巴金的出版思想是朴实而又崇高的，是一种“理想”出版：“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巴金在他的出版工作中也时刻践行着这一思想：“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巴金是一个有理想的出版人，他立志不出一本“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巴金凭借着他的文人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满腔热情，不图名利，坚持“做好书”，始终以出版物的高质量赢得读者，以文学的力量唤醒民智，在乱世中为中国的文化积累和出版事业树立起一面鲜艳的旗帜。
巴金的出版思想还体现在他对编辑与作家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巴金认为“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他认为“出版官”割裂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不是一个出版人应有的态度。巴金的出版生涯中始终贯穿着其对作家最大的关怀。巴金唯才是举，挖掘了不少新人作家和新人作品，如曹禺的《雷雨》、何其芳的《画梦录》，以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中收录的不少当时是新人的作家作品。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关心作者的生活情况，如果作家处于困境，他还会按月预付稿费，帮助作者维持生活。也正是因为这样，巴金赢得了一批作者的信赖，也因此“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