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领悟，使德富苏峰毅然放弃平民主义立场，转而积极谋求与政府的合作，参与到对外扩张的行动当中来。这是一种很好笑的领悟，一种很滑稽的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个强盗偷得赃物，被更强大的势力抢去还给主家，这个强盗却因此而痛苦万分，发誓要增强自己的实力，改日再去较量，再行盗窃，并保住自己的赃物，这不是强盗的悔悟，而是朝强盗的逻辑走得更远了。
日本知识分子参与侵略中国的思维和宣传，是古已有之的事情，而到了近代，则并非小雨三两滴了，众多的知识分子都参与进来，声音变得甚为喧嚣，变成了侵华思维的倾盆大雨。前面说过，福泽谕吉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构建和培育，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相继创建了“脱亚入欧论”等多种侵略理论，虽然面目不同，但无一不是立足日本民族立场，强调对中国进行扩张和侵略。由于他热衷于国民教育，所以用侵略意识来启发国民精神，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大大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甲午战争爆发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社论，鼓舞人心，引导舆论，赞美日本的军事行动。他自始至终都是最强硬的主战论者，以自己的名望发起军费筹集运动。战争结束后，他当然是“胜利的最大欢喜者和满足者”。对于台湾的反割让、反统治，他毫无人道主义立场，主张“消灭所有抵抗者，没收其土地属政府所有”。他的想法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色彩，坚决主张“把台湾变成无人岛”，消灭或驱逐全岛的台湾居民，使之成为日本人的移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