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的。结果,却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王安石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蹲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余”,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却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的银、茶、绢、帛的沉重负担。这还是大宋王朝为买和平所花费的小头,大头是向北方辽帝国的“赐”,那是十万两银、二十四万匹绢,到神宗朝,辽又提高宋的“赐”,为二十两银、三十万匹绢。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所以石沉大海,是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