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的。结果，却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王安石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蹲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余”，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却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的银、茶、绢、帛的沉重负担。这还是大宋王朝为买和平所花费的小头，大头是向北方辽帝国的“赐”，那是十万两银、二十四万匹绢，到神宗朝，辽又提高宋的“赐”，为二十两银、三十万匹绢。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所以石沉大海，是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