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审判自己。
他承认自己并不是无辜受害，判罪冤枉。他也承认他那是极端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假如他向人家讨那个面包，也许人家不会不给。不管怎样，最好应当等待，或者通过怜悯，或者通过劳动得到那个面包。有人说，肚子饿了能等待吗？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理由。首先，真正饿死人的事是罕见的；其次，不管不幸还是幸运，人天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就能长期忍受很多痛苦，而不至于丧命，因此必须忍耐，甚至为了那些可怜的孩子，最好也应当忍耐。像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幸者，居然铤而走险，抓住整个社会的衣领，以为通过盗窃就能脱离贫困，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不管怎么说，走出贫困而又进入卑鄙，这就是一道恶门。总而言之，他承认自己错了。
然后他又提出疑问：
在他毁掉一生的经历中，难道唯独他错了吗？首先，他这个劳动者没有活干，他这勤劳的人缺少面包，如果这还不算一件严重的事情的话。那么后来，有了过错又承认了，惩罚是不是太残忍，是不是太过火呢？执法方面是不是比有罪方面的过错更大呢？天平的两个盘子，惩罚的一端放的砝码是不是太重了呢？加重惩罚是不是根本不能消除犯罪，是不是会达到这种结果——扭转情势，以惩罚的过错取代犯罪者的过错，把犯罪者转化为受害者，将债务人转化为债权人，而最终把权利赋予侵犯人权的一方了？这种惩罚又因企图越狱而屡屡加重，结果是不是构成了最强者对最弱者的侵害、社会对个人的犯罪，而这种罪行天天重犯，一直延续十九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