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里维劝他：“不，现在别写！你太兴奋了。明天，等你头脑冷静的时候再写……”
克利斯朵夫固执得很。他一朝有话要说就不能等，只答应把信先给奥里维看过。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信稿经过严密的修正，要点是更正他对于祖国的意见。然后，克利斯朵夫马上连奔带跑的拿信送往邮局。
“这样，”克利斯朵夫回来说，“事情总算挽回了一半，我的信明天就可登出来。”
奥里维用着怀疑的神气摇摇头。随后，他还是很不放心的瞅着克利斯朵夫，问：“你吃中饭的时候，没说什么冒失的话吗？”
“没有啊。”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
“可是真的？”
“当然真的，胆怯鬼。”
奥里维稍微宽心了些。克利斯朵夫可并不。他想起自己曾经胡说八道的说过好些话。当时他无拘无束的，对人家一见如故，丝毫没有戒心：他觉得他们多诚恳，对他多好！这倒是真的。人们对于受自己恩惠的人总是挺好的。克利斯朵夫又是那么兴高采烈，把别人的兴致也提高了。他的亲热的随便的态度，嘻嘻哈哈的俏皮话，老饕式的胃口，灌了多少酒而面不改色的宏量，使伽玛希觉得很对劲；因为他也是个饭桌上的好汉，结实，粗野，血色挺好，最瞧不起身体娇弱，既不敢吃也不敢喝的巴黎人。他是在饭桌上判断人的，所以很赏识克利斯朵夫。他当场向克利斯朵夫提议，把他的《伽尔刚多阿》编成歌剧在歌剧院上演。——对于这些法国布尔乔亚，艺术的顶点就是把《浮士德入地狱》或九阕交响乐搬上舞台[58]。——克利斯朵夫听了这古怪的主意哈哈大笑，好容易才把报馆经理拦住了，不让他立刻打电话给歌剧院或美术部去下命令。（据伽玛希说，那些人都是由他支配的。）这个提议使克利斯朵夫想起从前改编交响诗《大卫》的事，就手把众议员罗孙为要捧情妇出场而主办的那次表演叙述了一遍[59]。原来与罗孙不和的伽玛希，听了很高兴。克利斯朵夫喝多了酒，又看到听众那么热心，不知不觉又讲了许多别的轶事，给人家一一记在心里。离开饭桌就把话忘得干干净净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个。此刻经奥里维一问，他不由得想起那些故事，直打寒战。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可能发生的后果。现在没有了酒意，他对于将来的情形看得格外清楚，好像已经发生了：冒失的故事经过一番点缀之后，被人登在攻讦阴私的报纸上；他关于艺术方面的胡说八道也一变而为攻击他人的冷箭。至于他更正的信会有什么结果，他和奥里维知道得一样清楚：去答复一个新闻记者是浪费笔墨；说最后一句话的永远轮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