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迷恋和（随之而来的）爱的秩序的迷乱，不能理解为主体（借助其规定主体本质的爱的潜能）可能达到的价值王国的个别部分和范围所受到的单纯的实际限制；更不能理解为充当主体可能达到的价值领域的例证的具体实物所受到的（无论多大的）单纯限制。因为，价值世界和爱的世界所受到的任何单纯限制（诚然，它在从昆虫到上帝这些有价值感的存在的等级制度中依次递减），对于有限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而仅仅对于上帝本身不存在。确实，仅仅在无限众多的千差万别的生灵个体中，在贯穿不同的甚至不等值的个别个体、群体个体、家庭、民众、民族和文化圈的人之生灵之内，精神中的可爱性之王国的可塑性（以及作为可爱性之载体的事物和事件的可知性和可塑性）才同属于实质的价值王国之本质；正如这种描述的时间流程之形式，在伦理本身的一次性历史中，也属于这种本质。由此而得出结论：只有个体生灵和人类以同时的（共生的）和渐进的（历史的）、按照爱的秩序整顿的价值领域之互爱为形式作出的补充才能够实现个体之独一无二的总体使命——“人类”。如果将爱非本质性地限制为主体在本质上可能达到的东西的一个部分，只有这才是迷乱，而此迷乱的最终根源归咎于多种迷恋之一。就此而言，自然也存在着一种人之心灵的负罪的爱之虚空，它所负之罪既是个别的，也是遗传的和共同的，既是悲剧性的和命中注定的，也是“自由”选择的（在这个词的普通意义上）。爱之王国所受到的本质性的限制无损于爱自身具有的本质无限性。因为，正是在对无限界但“虚空的”可爱性领域的或多或少被意识到的感觉之中——仿佛在已经给予主体的或作为毕竟可企及的东西给予的可爱性后面，这种本质无限性才为人所体验。相反，只有当人们欠缺这个虚空的领域，欠缺对希望、预感和信仰之“前瞻”，以及对形而上之爱的景观的体验，才会有迷恋；反之则意味着破除迷恋的开端，因为人们对虚空的意识逐渐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