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构主义的思路出发，书籍消亡说和文学终结论似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因为早在1817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海德堡开始了后来被誉为“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的美学演讲时，就提出了一个令西方思想界大吃一惊的观点：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从理念的自我运动、转化而又回复到自身的基本观念出发，黑格尔认为，世界艺术史同样可以看作一部理念自我循环的历史。艺术沿着象征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轨迹运行，“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点。……到了这个顶峰，喜剧就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9]。艺术则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所以艺术永远属于过去。德里达、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虽然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有着不同的语境，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观点却可以看作对黑格尔的遥远回应。
然而，从此文中可以看出，艾柯显然不同意德里达等学者的看法。早在1990年他所做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的演讲和由此展开的那场著名辩论中，艾柯就曾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进行质疑。他说：“当我和别人说话时，我极力想探明说话者的意图；当我收到朋友来信时，我极力想弄明白写信人到底想说些什么。因此，当我读到德里达对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作品进行一种任意切割的游戏时，我感到非常困惑。或者说，我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哲学游戏看待。”[10]这里虽然谈到的是一个诠释的问题，但对德里达的不满已跃然纸上。而在《书的未来》这篇演讲中，他虽然没有提到德里达的名字，但或许也隐含了他对德里达等学者之观点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