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我在滕尼斯（F.T?nnies）的《社群与社会》一书（第二版，1912）的意义上运用这些术语。在陌生的我（fremdes Ich）的实际的种种现象的给予性基础上，重新解释人际联系的基本样式如“群体”“社会”“群众”是拙著《同情现象学》力求完成的任务。亦请参见拙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非形式的价值伦理学》，第二部分。
[30] 谁想了解这一论题的历史证据，请见松巴特的《资产者》。他提出了多得惊人的证据；他指出：海盗、冒险家、设计员、犹太人、殖民者、外地人、异教徒等基本态度日益规定着正常经济的经济伦理。
[31] 我在《战争天才与德意志战争》一书中指出，斯宾塞由此如何必然被引向和平主义。
[32] J.von üxküll在《一种生物学世界观的建筑材料》（1914）中对此作了绝妙的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