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两位美国佛教学者、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Robert Sharf教授和美国夏威夷杨伯翰大学的Richard D.McBride II教授曾经分头撰文，再次提出和讨论了汉传密教或者东亚密教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一问题，而其结论则显然更倾向于否定。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汉传佛教中所说的“秘密教”不过是“大乘佛教”的另一个称呼而已，与今天学界所称的“密乘佛教”（Esoteric Buddhism，或者Tantric Buddhism）不是同一个概念，所谓汉传“密教”不过是后人演绎和人为建构出来的东西，它在历史上并没有真的存在过。
Sharf教授的文章“论密乘佛教”（On Esoteric Buddhism）是作为他的专著《理解汉传佛教：〈宝藏论〉解读》的附录发表的，[5]其富有挑战意味的观点于国际佛教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论，激发了学者们对汉传密教的进一步的兴趣、思考和研究。Sharf在其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汉文文献中缺乏足够的证据说明汉传佛教中曾经有过密乘、或曰金刚乘教派的传承，开元三大士本身并没有自立宗派，他们所强调的密咒、陀罗尼的念诵、以及通过手印、坛城、祝祷诸佛菩萨、密修仪轨等获取诸佛神变、加持的修行等等，自一开始就是汉传佛教寺院修行的基本内容。对于汉传密教的混淆实际上是因为受到了日本教派史学的影响。日本佛教对显密的区分源自空海（779－835），后者认为密教基于法身佛，并围绕金刚界和胎藏界的宇宙观而构建，通过手印、坛城、密咒、陀罗尼以及观想来现证佛身、语、意三密，立地成佛。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东密护教士又进而发展出了“纯密”和“杂密”的概念，即将空海在汉地（唐朝）所接受的金刚界和胎藏界灌顶的内容称为“纯密”，而将其他在此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的具备密教因素的经文和仪轨统统归入“杂密”一类。[6]受此影响，汉传佛教史家往往将开元三大士所传的密法与日本佛教界所说的“纯密”联系起来，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汉文文献中找到材料来支撑日本佛教学界对于一个自觉的唐代密教教派或者传承，以及纯密、杂密之分别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