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童庆炳自觉开放的“价值论本质主义”和余虹的“应然性本质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一，对文学知识的追求可以让文学理论研究保有形而上的特质。童庆炳从20世纪80年代倡导文学活动的特征论研究开始，直到晚年的文化诗学研究，都孜孜以求地寻找并守护文学的审美核心属性，努力生产能够有效理解现实社会文化与文学的理论“知识”，并把审美视为文学的第一原理。这种追问文学知识的做法有助于让文学理论保持其形而上的质地。余虹把文学理论直接视为文学知识学，更是使得文学理论成为追问文学知识的形而上学。
其二，正是由于持本质主义观念的文学理论研究具有形而上特性，因此它对于鼓舞人们沉潜学术，扎实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而言，也是十分有益的。当前，在后理论语境下，有些学人想当然地以为可以告别理论，并主张文学理论研究从此可以轻松地从事现象的分析和评论，以至于对较为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屑一顾。这实际上是对文学理论的理论属性的忽视，同时也是对后理论的误解。仅以童庆炳为例。他终其一生都十分虔诚地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试图找到更完善的文学的知识，而且不断地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调整文学理论研究的形态，于是才有了文学理论研究从审美诗学到心理诗学、文体诗学、比较诗学和文化诗学的不同阶段。[62]童庆炳这样的本质主义，相对而言具有对知识的渴求，确实也推动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程，在当代文学理论学界实属少见。这难道不应该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者所继承么？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要学习童庆炳始终把文学理论视为求知的学问，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文化语境始终保持对文学本质的审美理解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的精神。童庆炳这种守护文学审美价值的“价值论本质主义”的确值得我们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