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动功利主义与准则功利主义
我在此尽力捍卫的规范伦理学体系是上面所说的行动功利主义。现将行动功利主义和准则功利主义加以比较。行动功利主义根据行动自身所产生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定行动的正确或错误；准则功利主义则根据在相同的具体境遇里，每个人的行动所应遵守准则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定行动的正确或错误。由于不同的学说对“准则”的理解发生歧义，就出现两种亚类型的准则功利主义。即“现实（actual）准则”的功利主义和“可能（possible）准则”的功利主义。S.E.图尔闵（Toulmin）的理论同前者相似；如果容许把康德的道德律“只按照那个同时立意它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行动吧”理解为“只按照那仁慈的人希望能建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行动吧”，那么，康德的理论就同后者相似。康德自然反对这种诉诸人的感情的理论，但是，依据一种可能合理的方式来理解他的学说，似乎是必要的。例如，R.F.哈罗德（Harrod）的“修正功利主义”［14］就是康德式的准则功利主义的精致摹本。
我已在其他地方［15］提出了反对与行动功利主义相对立的准则功利主义的理由［16］。简而言之，他们的理论可归结为“准则崇拜”［17］。准则功利主义者常常为自己的原则辩护，总认为自己基本上对人类的幸福给了一定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他明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遵守某种准则并不是最有益的，为什么还竭力推崇这种准则叫人去遵守呢？如果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守这种准则最有益，这种回答似乎并不恰当；如果说每人遵守准则总比无一人遵守准则好，这样的回答也不中肯。这种回答只假定了以下两种选择，即“一切人按照A行动”或者“无一人按照A行动”。然而，我们也清楚地明白有如下的可能性，即“有的人按照A行动”和“有的人不按照A行动”。在某些情况下，遵守普遍有益的准则并不最有益，那么拒绝打破普遍有益的准则这种做法就是不合理的，甚至可称之为准则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