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共和主义的途径上，他反对“不问国情”，照抄西方模式，主张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确定实施共和主义的途径。他把中国的具体国情归纳为四点，“国民程度不足”，出现“伪领袖”，“党祸”丛生，存在“多数之横暴”的可能。有鉴于此，他提出四条实施途径：发展教育，便利交通，依靠人文进化，维持一定秩序。尤其难得的是，他此时已对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因此，“教育是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20]可以说，陶行知后来献身于教育事业，就是以此时对教育功能的深刻认识为思想基础的。
哲学上开始信从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是陶行知在金大求学期间思想方面的又一重要收获。
进入金大不久，陶行知在该校F.G.亨克（Fredericl Goodrich Benke）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开始研究起明代大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的学说产生于16世纪初叶，作为理学内部与朱熹学说相对立的异军，曾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据中心位置达百余年时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学体系可以用“致良知”三字来概括，主要包括三大理论：“心即理”论、“知行合一”论和“万物一体”论。王阳明认为，天理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心中的天理就是良知，这种良知乃先天具有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格物就是正心，是一种去恶为善的修心功夫。致知是放心中固有的良知，并把这种良知推及各种事物上，使各种事物各得其理。与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相适应，王阳明在知行关系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论。他主张知是致心中固有之知，行是行心中固有之知，知与行在心学的基础上合而为一。王阳明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1]“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22]“知行合一”论的实质在于把知、行结合起来，不离行以求知。王阳明希望通过倡导“知行合一”，注重道德践履，纠正只知不行或只行不知两种知行脱节的弊端，力促人们实现真正的道德完成，以拯救明代中叶日益衰败的封建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