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是个忧郁、严肃、认真的孩子，学习勤奋，悟性很高。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从不大声叫嚷，很少同富阿街的酒徒们厮混，不知道何为扇人耳光和撕扯头发 [1] ，也没在编年史家们夸大其词地称之为“大学区的第六次骚乱”的一四六三年的那次骚乱中抛头露面。他很少嘲笑那些穿着短氅而被称之为“短氅生”的蒙泰居的穷学生，也很少嘲弄因穿着如四重冠冕的红衣主教的公约里所说的蔚蓝色和褐色 [2] 的三色制服的多尔芒学院的享受奖学金的学生。
而且，他还孜孜不倦地到圣让·德·波维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听课。圣皮埃尔·德·瓦尔神父开讲他的宗教法规时，总看见一个学生正对着他的讲台，贴着圣旺德尔热西尔学校的一根立柱，那就是克洛德·弗罗洛。他拿着角质墨水瓶，咬着笔杆，伏在穿着破裤子的膝头上写着，若是在冬天，他还老冲着指头呵气。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歇甫·圣德尼学校大门一开，神学博士米尔斯·迪斯里埃先生看见气喘吁吁地跑来的第一个听众，便是克洛德·弗罗洛。因此，十六岁上，这个青年教士在神修神学方面就能与一位教堂的神父相提并论，在正典神学方面就能同一位教务会议的神父难分伯仲，在经院神学方面就能同一位索邦神学院的博士分庭抗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