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矛盾的是，权力主义的罪恶良心是力量、独立性、生产性和自豪感的结果，而权力主义的善的良心却源于顺从、依赖性、无能性和罪恶感。圣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都用清楚明白的术语描绘了这种善的良心。善的标志就是对人的无能性的意识，对人自身的鄙视，并负荷着人自己的罪恶感与邪恶感。有一种罪恶良心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人的美德的标志，因为这种罪恶良心是人在权力面前“恐惧与颤栗”的症候。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是，（权力主义的）罪恶良心成了“善的”良心的基础；而善的良心——如果某人有这种良心的话——却应当创造一种罪恶感。
权力的内在化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在这种含义上，人屈从于权力；另一种是人通过以相当严格而残酷的方式处置自己，来接受权力所赋予的角色。因此，人不仅成为顺从的奴隶，而且也成了把自己作为他自己的奴隶来处置的严酷的工头。对于理解权力主义的良心的心理学机制来说，第二种含义是非常重要的。权力主义的品格多少使人的生产性残缺不全，它发展了一定的虐待狂和毁灭性。[6]这些毁灭性的能量通过接受权力所赋予的角色并把自己作为奴仆来支配而得到发泄。在对超我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对其毁灭性成分作了描述，这种毁灭性成分已经为其他的观察者们所收集的临床材料充分肯定。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像弗洛伊德在其早期著中所作的那样，假定攻击的根源主要在于本能的挫折；或者，像弗洛伊德后来所假定的那样，主要在于“死亡本能”。问题在于，权力主义的良心是由与人自己的自我相反对的毁灭性所滋养起来的，以至毁灭性的追求便因此而被允许在美德的伪装下发挥出来。精神分析的探索、特别是对烦恼品格的探索，揭露了良心有时候所具有的残忍与毁灭性的程度，以及它如何使人能够通过把良心转向自己而摆脱缠延不断的憎恶来行动的。弗洛伊德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尼采关于自由的禁锢使人的本能反过来“反对他自己”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仇恨、残忍、以迫害、惊奇、改变、毁灭为乐——人们把所有这些本能转过来反对它们自己的占有者：这便是‘坏良心’的起源。”[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