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新故同进。帝王使用故旧，不足为奇，能兼而信用新进则为数不多。唐太宗信用新进才士不亚于心腹故旧，尤其难能可贵，其中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的是用“昔仇”魏徵。魏徵早年落魄，隋末风云变幻，曾数易其主，后为建成收用，献过早除秦王的秘策。玄武门之变，魏徵成为阶下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报私怨，出以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渐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徵由仇虏而位极人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唐太宗对魏徵的信任不亚于房、杜，不时召入寝宫卧室，清教治国方略。
魏徵也不负太宗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唐太宗赞扬魏徵“随日寸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贞观六年，唐太宗举行赏月夜宴，乘酒意酣畅，面对群臣得意扬扬地说： “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异情?”这是唐太宗广开才路的经验之谈。他即位之初，使用了一批秦府有才能的故旧，但并不授职其中的庸才低能者。有人建议对这些故旧也一概授予武职，宿卫宫廷。
唐太宗反对说： “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排除此中溢美之词的渲染，仍可窥见他不以新旧画线，唯才德是举的用人思想。这些故旧碰壁之后，并没有学得聪明起来，反而满腹牢骚，口出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