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群体的相对稳定，对维持新兴的社教社社务发展有重要作用。社教社自成立以来，经费问题一直严重存在，新人入社较少，发起人必须扮演“保姆”角色，像呵护孩子一般守护着社教社，唯有如此，才能使得社教社在外无学制体制支撑、内无充裕经费可用的窘境下“突围”，核心理事群体保持稳定是关键因素。此种架构为联络同志、扩大社务提供极大便利，为社教社从众多昙花一现的学术团体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全国性学术团体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但这种超稳定的组织架构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他们所追求的西方学术社团遵循的民主精神和民主程序，缺乏对新成员的吸纳力。社教社虽有严格的选举程序，但理事会的成员更替存在“同仁化”“包办化”的嫌疑。常务理事俞庆棠希望能为该社注入一点活力，1934年召开的第10次理事会上，当其再次被推选为事务所总干事时，俞“恳辞”，决议给予“挽留”；[20]1936年在广州召开年会期间，在常务理事赵冕未参会的情况下，俞庆棠、梁漱溟将其推为总干事，希望能借此机会实现更迭，远在无锡的赵冕得知消息后，马上向理事会递交了“辞去常务理事”的辞呈，因为总干事要由常务理事互推产生，赵冕这种“釜底抽薪”办法收到奇效，“决议总干事一职由常务理事商定，报告下次会议”，半年后召开的第16次会议赵氏采取委托代表出席，从该次会议达成的决议来看，总干事更迭一事不了了之。[21]实际上，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超稳定的理事会成员组成并非优势，作为模仿西方而创建的纯学术团体，成员流动是其开放性与民主化的重要外在表征，是促进其正常发展和成长的先决条件。社教社这种更迭幅度不大的稳定状况，正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学术体制化所展现出来的新陈代谢，传统与现代、开放与封闭、区域与整体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