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悲观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沉沦在悲观主义里而不能自拔。如果一个人能够经过悲观主义阶段而又从其中跳出来的话，那么，他对人世的体验，会远比那些肤浅的乐观主义者更深刻，尼采就是这种人。当他发现叔本华的睿智，看透了世界的真相，他的确曾沉湎于叔本华哲学，可是，他又能够从叔本华悲观主义里面跳出来，重新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而成为他自己所谓的悲剧哲学家。
当他从叔本华悲观主义里跳出来以后，他发现了瓦格纳。在尼采的心目中，瓦格纳简直是狄俄尼索斯的化身。他从瓦格纳的诗乐剧里，发现狄俄尼索斯的精神，也就是力与美的合一，梦幻的静美与生命旋律的结合。沉睡了两千年的狄俄尼索斯精神，在瓦格纳身上复活了。这个时期，瓦格纳可以说是尼采心目中的偶像，可是，曾几何时，这个偶像又幻灭了。当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时候，尼采开始写作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从这个时候起，他对瓦格纳失望了。
他说，任何人，只要心中具有他那个时候的观念，一旦在拜罗伊特醒悟时，就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感觉，他说，他好像一直在做梦，他几乎不认识瓦格纳了。当他写完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以后，他把这本书送去拜罗伊特，同时，尼采也收到了瓦格纳的《帕西法尔》，并且亲笔写着：教会参事官理查德·瓦格纳，送给他亲爱的朋友尼采。在这两部作品的互赠中，尼采似乎闻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好像两把剑碰在一起时发出的声音一样。尼采叹息瓦格纳竟然成了宗教的虔诚者。在瓦格纳身上再也看不出狄俄尼索斯的踪迹，瓦格纳再也不是希腊悲剧精神的化身了。至此，尼采想从瓦格纳音乐中找寻叔本华哲学出路的梦想破灭了，此后，两人便分道扬镳。对瓦格纳的期望幻灭以后，尼采似乎无所寄托，他的精神彷徨了一段时间。这个时期是他思想展开的中期，也就是他的破坏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