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继先秦而起的两汉，国势强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而且思想政治也颇有特点，于是汉代之文也因时而变。为适应统一大国弘扬帝业的需要，汉赋这种文体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汉代最有时代特征的文章样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同时，适应汉王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政论散文和历史散文也取得了重要成绩，如《史记》《汉书》等不朽之作的产生，标志着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将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书、记、碑、铭、论、序等文体日渐发展，抒情小赋也开始盛行。
具体来说，汉代初年，政论散文有着重要的发展。贾谊（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或论秦之得失，或针砭时弊。其中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守边劝农疏》和《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