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敢相信，在如此小而偏僻的山村，同样有许多向往都市生活的人，并且竟然也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别看我们村小，现在也有人当千万富翁了!”李方满指指村中央的一栋新楼房，说那家主人就是个“千万富翁”。
“是干什么的？”我吃惊不小。
“在杭州和台州等地搞建筑的。他是我的前任，当过村主任。”李方满说。
台州农民就是了不起，连这么一个大山深处的穷山村，竟然也会冒出个让我们感到敬佩的大亨，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皂树村都姓李。全村有100亩粮田，其中旱地30亩，水稻田70亩，还有460亩山地，是个很小的山村。人民公社时，我们曾经是一个行政生产大队，根据自然村又分了三个生产队。因为都是山地，种植的粮食不够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销粮的那些年里，全村得到的返销粮在1万斤左右。到了‘文革’后，返销粮断断续续，村里的百姓日子就难过了。可日子总得过，怎么办呢？光靠外出讨饭不是个事，尤其是‘文革’那阵子。社员出去讨饭，是要生产大队开证明的，那会儿谁也不敢给社员开证明，你一开证明就等于说你允许坏分子出去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个责任干部是担当不起的。所以外出讨饭不行，国家的返销粮不来，人民公社大集体种田的收成又不够大伙吃，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把地分给社员自己去种……”“这么说，分田到户，其实都是逼出来的？”“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画押，也是逼出来的，他们那个地方饿死人的特别多，他们的分田到户，其实是农民兄弟跟死神在决斗。我们呢，是同饿神在决斗。相比之下，我们这儿天高皇帝远，大山沟里，以前上面的干部一般不会走到我们这儿的，最多区委和公社的干部几年来一趟，偶尔来一趟也不会呆上几个时辰，他们说什么我们听听而已，该做什么还是自己的事。再说，当年我们的区委干部、公社干部都是些非常不错的人，他们跟我们农民有感情，他们只要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看着我们农民过的日子，他们是不会昧着良心去做些丧尽天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