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敢相信,在如此小而偏僻的山村,同样有许多向往都市生活的人,并且竟然也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别看我们村小,现在也有人当千万富翁了!”李方满指指村中央的一栋新楼房,说那家主人就是个“千万富翁”。
“是干什么的?”我吃惊不小。
“在杭州和台州等地搞建筑的。他是我的前任,当过村主任。”李方满说。
台州农民就是了不起,连这么一个大山深处的穷山村,竟然也会冒出个让我们感到敬佩的大亨,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皂树村都姓李。全村有100亩粮田,其中旱地30亩,水稻田70亩,还有460亩山地,是个很小的山村。人民公社时,我们曾经是一个行政生产大队,根据自然村又分了三个生产队。因为都是山地,种植的粮食不够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销粮的那些年里,全村得到的返销粮在1万斤左右。到了‘文革’后,返销粮断断续续,村里的百姓日子就难过了。可日子总得过,怎么办呢?光靠外出讨饭不是个事,尤其是‘文革’那阵子。社员出去讨饭,是要生产大队开证明的,那会儿谁也不敢给社员开证明,你一开证明就等于说你允许坏分子出去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个责任干部是担当不起的。所以外出讨饭不行,国家的返销粮不来,人民公社大集体种田的收成又不够大伙吃,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把地分给社员自己去种……”“这么说,分田到户,其实都是逼出来的?”“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画押,也是逼出来的,他们那个地方饿死人的特别多,他们的分田到户,其实是农民兄弟跟死神在决斗。我们呢,是同饿神在决斗。相比之下,我们这儿天高皇帝远,大山沟里,以前上面的干部一般不会走到我们这儿的,最多区委和公社的干部几年来一趟,偶尔来一趟也不会呆上几个时辰,他们说什么我们听听而已,该做什么还是自己的事。再说,当年我们的区委干部、公社干部都是些非常不错的人,他们跟我们农民有感情,他们只要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看着我们农民过的日子,他们是不会昧着良心去做些丧尽天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