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早就预料到林维源有不同意见。这会儿听他亲口说出来，并不惊讶。其实就在宣布自己的决定之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有些过于偏执。就在自己的想法刚刚提出来与各县官员讨论时，已经有几个有声望的富足大户找到了巡抚衙门，要求放宽对大租户的限制，保留大租户的部分利益。
刘铭传不得不对自己的主张作一些调整。别的富足大户的意见他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不予理睬，而林维源出面讲话，分量便重了起来。想起自己赴台与法国人开战的日子，想起这几年来抚番过程中的风风雨雨，林维源及他的家庭出力不可谓不大，从经费到人力，他支持得最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之人。
于是，刘铭传以自己的名义重新颁布了一道谕示，道：“自光绪十四年起，按照上年所收额租作为十成，以四成贴给小租户完粮，实收六成，即向小租户收完，仍令小租户转向佃人，将大、小租一并全收，以昭公允。惟丈单，钱粮俱归小租户经手，大租户无可执凭，将来时远年湮，恐无稽考，易启争端，仍准大租户随时照章开明田粮租额，报县立案，由官核明，另给印单为凭，以昭信守……示仰大小租户知悉：尔等务须遵照此次定章，统以大租四成贴归小租户完粮，不得丝毫争执；如敢抗违，定行究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