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意义上的语言来说，某个具体对象的“直观在场”是不需要的，作为某一类对象的永恒在场的概念也是不需要的，它所需要的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集合”，这“集合”就是“是”（Being）之本意。换言之，“是”（Being）集合着一切：在场的，不在场的；显现的，隐蔽的，而且这一切是无穷无尽的。语言言说着这无底深渊的一切[16]，同时也言说着存在者的真正内涵——言说着存在者之所是。但是，我再重复一句，它并不需要某个具体对象或某个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没有任何可能的感性对象的“直观在场”的语言，仍然是有意义的。[17]
其实，诗的语言之不同于非诗的语言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容许甚至偏重无直观在场的语言的意义。李白《秋浦歌》之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三千丈的白发显然没有直观在场的可能，但它把不在场的、隐蔽的愁绪生动具体地展露（显现）出来了，鉴赏者通过“白发三千丈”，可以在不在场的无尽空间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而玩味无穷。叶燮的《原诗》曾举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等诗句为例，生动鲜明地说明了不符合概念的语言亦可以有丰富的意义。且花点篇幅节录其中一部分以见叶燮的分析之精彩：“‘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形无象，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辨，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凡诗可入画者，为诗家能事……若初寒内外之景色，即董、巨复生，恐亦束手搁笔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拟而得也。”叶燮这段话的意思无非是说，“碧瓦初寒外”一句若按逻辑的道理（叶燮所谓“名言之理”）分析，则于理不通，不可解（“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辨，恐至此亦穷矣”），然这一不符合逻辑之理或者说不符合逻辑概念的语言，却诗意盎然，使人“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再举一段关于“晨钟云外湿”一句的分析：“以晨钟为物而湿乎？云外之物，何啻以万万计，且钟必于寺观，即寺观中，钟之外，物亦无算，何独湿钟乎？然为此语者，因闻钟声有触而云然也，声无形，安能湿？钟声入耳而有闻，闻在耳，止能辨其声，安能辨其湿？曰云外，是又以目始见云，不见钟，故云云外，然此诗为雨湿而作，有云然后有雨，钟为雨湿，则钟在云内，不应云外也。斯语也，吾不知其为耳闻邪？为目见邪？为意揣邪？俗儒于此，必曰‘晨钟云外度’，又必曰‘晨钟云外发’，决无下湿字者，不知其于隔云见钟，声中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钟声与湿相连，声中闻湿，颇与德里达所谓“方形的圆”相似，不符合概念，无直观在场，然而“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叶燮由此得出结论说：诗的语言虽亦言理，但此理非“可言可执之理”，而乃“不可言之理”。“可言可执之理”，乃“名言之理”，逻辑概念之理。此种理，无诗意的人，“人人能言之”。诗人之言则为“不可言之理”或称“不可名言之理”，斯为“至理”。正是这种“至理”才能达于诗意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