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天我整个人全傻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只记得我在家门口抱着我弟弟,软弱得像醉汉抱着一棵树。
芳子在很多天以后告诉我,你那天的身上全是土,你抱着你弟弟的样子就像一个小孩抱着一包糖。
一天,金高上来告诉我,他约了董启祥和常青,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喝一场。
我说,好,正好我也要跟祥哥谈谈以后的发展,可别跟涛哥似的,玩儿起来就刹不住车。
很奇怪,我老是有这个预感,感觉涛哥快要完蛋了,他肯定会死,不是被人杀了,就是被法院判了死刑。那天跟五子他们喝酒的时候,我闷闷不乐,仿佛看见涛哥的背后插着一根白得刺眼的亡命牌,名字上面打了一个血红的叉叉,我甚至看见我也站在涛哥的旁边,背后也插着一根亡命牌,只是名字上打没打叉叉模糊不清。从济南回来,我对金高说,涛哥越来越神经了,他已经那么有钱了,资产恐怕都上亿了,还那么疯狂。金高说,人就这么个熊样儿,就像一个做贼的,刚开始觉得偷—次够吃的就行了,够吃的以后就想,我再偷一次,买个老婆巧玩,买上老婆了,又想,再偷一次,买套房子住住,房子也住上了,他又想,再偷一次吧,买辆车开开……这样循环往复,最后不是被人打死,就是被抓进监狱,这就是人性啊。金高说的还真有道理,联想到我自己,我何尝不是这样?脑子迷糊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