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与认知信息组织方式的偏向一样，当代物理认知表征方式的偏转，也是就西方物理认知的原有表征方式而言的。实际的情况依然是，两种表征方式存在着融合的趋向。我们可以以原子物理学在1927年至1932年间发生的情况为例。在那段时间里，物理学家海森伯注意到，当把传统的“直觉”和意象扩展到原子领域时，原子和意象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即电子和原子不像人们日常所感知的客体那样，它们似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物理实在性，人们对电子的运动无法用通常熟悉的时空概念来描述。他说：“物理学中经常发生的情形是从局部的实验情形出发，就以为可以获得实验的总体情况。也就是说，你获得了某种图像。当然，‘图像’一词该用引号标明。这个‘图像’允许你猜想其他实验将如何发生。所以，后来你就试图以语言形式或数学公式赋予这一图像的某些确定的形式。随后经常发生的事情是，这些‘图像’的数学形式或用文字描述的‘图像’常常是错误的，而实验推测仍然相当正确。这是因为，你大脑中具体的‘图像’，比你试图写在书面上那种经过合理化后的图像要好得多。当然，这种情况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众所周知，合理化通常不是开始而是最后的阶段。”[102]在这种情况下，海森伯决定重拾概念表征法，即通过分析数学结构的物理意义来形成一种新的意象方式——如果这种方程能够称作意象方式的话。在他看来，原子物理的数学符号决定着理论物理的意义，原子领域的某些形象必须通过原子物理学的数学而得到。据此，他提出了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描述原子世界的理论——矩阵力学。1927年，海森伯已经开始用量子力学的数学来决定理论符号的意义，并对这些符号做了一定的限制，这就是他发现的著名的测不准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