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知识分子过分地谨守名教，不知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有时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凡是理论僵化到了不能随形势发展变化通融的地步，就成为某种教条，变为泛道德主义的空谈，难以和实际相结合，也难以在社会推广落实，形成了某种道德虚化，导致了伪道学两面人格的盛行。对普通人来讲就成为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言行，在文官集团众目睽睽注视之下，贵为帝王的言行同样受到束缚和禁锢，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某些纲常礼教的坚定维护者就成了“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见阮籍《大人先生传》）装腔作势的伪君子。
虽然明代的儒生未必都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些确实是言行方正怀有儒家理想情怀的君子，他们从内心希望成为帝王老师的正直学者，只是在思维方式上过于教条迂腐，在名节上过于讲究，因而在帝王的个人专制面前，他们只能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如宋代的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大儒，皆以一介书生，教授学生，奖掖后进，隐然以道统自居而成道德裁判官，难道帝国不是以道统立国的吗？“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然而王朝末路，天子失德，天象示警，天道就要失衡，这就是改朝换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