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料取舍论
刘知几认为，修史首先应明确修史的目的，端正修史的态度。其次，修史必须掌握广博的资料，在确立史书内容的前提下，决定史料的取舍，并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主要是属于史料学范畴的问题。
首先是史书内容的取舍。刘知几在《书事篇》中指出，史书是“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概括。史书不能什么都记，作为“记事之体”，它追求的是“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这就有一个内容取舍问题。刘知几从史书“彰善瘅恶”的目的论出发，提出史书内容取舍方面的“参诸五志”、“广以三科”的论点。“五志”是由写过《汉纪》的史家荀悦提出的，他说：“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后来史家干宝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以为“五志”是：“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刘知几对史书内容的取舍，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更广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他自己对“三科”的阐释是：“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显然，“五志”、“三科”提出的都是一些史书内容取舍的原则与标准，至于具体内容则往往与史书的体裁联系在一起。同时还须注意，即使是去取的原则与标准，也是随世而宜、随时而宜，但就封建史学而言，刘知几所论是大体得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