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对君主专制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予以无情揭露，鞭挞了这种制度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至高无上的历代帝王，更被他们斥之为“大盗”、“独夫民贼”。在批判君主专制的同时，维新派以炽热的感情宣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称赞君主立宪的优越性。他们通过比较中西不同的社会制度认识到：西方君主立宪的优越性在于国家设有议院和宪法，使君主的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避免产生暴君的祸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君主专制造成的种种弊端。梁启超指出“议院者，民贼所最不利也”，就是说的这一点。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社会变革有着更加自觉的认识。梁启超所著《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即用进化论理论为实行资产阶级立宪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与维新派相反，守旧派坚持陈腐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君权论，把君主专制说成是万古不易的大经大法，把君主主宰一切称为天经地义的不易之理。他们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是开天辟地以来最完美无缺的制度，远比西方的制度优越。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政体，无论是君主立宪也罢，还是民主共和也罢，无一不是弊端累累，混乱不堪，毫无优越性可言。守旧官僚王仁俊就认为：西方国家是“夫妇同权，君相易位”。他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如果实行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变为盗贼渊薮”，“不十年而四万万之种夷于禽兽矣”。并断言：“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