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的纸扇、茶叶及园林建筑艺术等，也早就被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带到美洲，对当地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印第安文明也对明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印第安人培植的番薯、玉米、马铃薯、大花生、菠萝、烟草等农作物，也在明代先后传入中国[37]，这是拉丁美洲印第安文明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在史前时代，甘薯已经从美洲传播到太平洋波利尼西亚诸岛。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人把甘薯带到全世界，后便辗转传入中国。据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之。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诸藤，绞入没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两种茎叶多相类，但山薯援附乃生，番薯蔓地生；山薯形魁垒，番薯圆而长；其味则番薯甚甘，山薯为劣耳。盖中土诸书，所言薯者，皆山薯也。”据宣统《东莞县志》记载，明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东莞县人陈益到越南，当地人用甘薯招待他。陈益设法取得薯种，带回国内，念其来之不易，先种于花台，结果得薯块，起名为番薯。后来推广，成为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1961年我国文物工作者在福建发现了珍贵的孤本《金薯传习录》，刊行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作者提到其祖先福建长乐县人陈振龙，曾侨居吕宋，发现当地种植和食用番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严禁薯种外传。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乘船回国时，把薯藤偷偷缠在缆绳上，涂上污泥，航行七日抵达福建。当年六月，陈振龙命其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献薯藤，并介绍用途和种植方法，不久在福建试种成功，并迅速推广开来。为纪念陈振龙父子传播薯种的功绩，后人在福建乌石山海滨设立“先薯祠”[38]。这说明甘薯是经过多种渠道传入我国的。及至明末，番薯逐渐传到了我国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