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自操威柄”的体制下，可想而知的一个既定事实是，如果皇帝想要称职——哪怕仅仅是基本称职——他也将成为帝国上下最忙碌最必须陷入无始无终工作的人，“皇帝实际上是将过去的君权与相权集于一身。这样，皇权的确是大大加强了，但需要由皇帝直接处理的政务也大大增加了”。明制，皇帝一天要上早、午、晚三次朝，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时里，皇帝得三次和文武百官见面，既要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还要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汇报作出相应的指示。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时间里，朱元璋除了每天三次上朝外，其余时间还批示了各个部门送到宫内的奏章一千一百六十件。这些来自各部门、各地区的奏章，有的专讲一件事，有的则一个奏章讲几件事，综合起来，一共讲了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而这些事情，都得由朱元璋圣裁。
朱元璋乃最底层的草根出身，讨过饭，当过和尚，对如此之多事必躬亲的政务，也许并不觉得有多么麻烦和劳累。但等到朱元璋过世，他的已然由凤阳乡巴佬一跃而为金枝玉叶的皇子皇孙们，根本不可能像这个凤阳老农民看家护院那样兢兢业业地看护朱家的天下了。一旦这些继承者们也要像朱元璋那样事必躬亲，他们必将天天陷入永无休止的文牍之中，皇帝必将成为帝国最辛苦、最没有私人幸福生活的“劳模”，这显然不是朱元璋的继承者们所乐意做的。这个前提之下，内阁和太监的重要性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