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些专著虽则刊于《民报》封禁以后，实际早已属草，有的且有成稿，并不都是10月10日以后“埋首书斋”所作。如《新方言》，是1909年8月印于日本东京，1910年又加“修治”，再出“定本”的。而他起草此书却在1906年，即出狱东渡，主持《民报》不久，《丙午与刘光汉书》说，“若能精如扬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3]，即指《新方言》而言。此信写于丙午，即1906年。次年，章氏将“近作《新方言》一卷”，寄送孙诒让“就正”[4]，接着，《国粹学报》开始刊载。丁未年第十二号章氏《与人论国粹学书》称：“《新方言》亦著录讫，自谓精审”。《再与人论国粹学书》又称：“即吾作《新方言》亦尚费岁余考索。”[5]可知《新方言》撰于1906年，成于1908年。《民报》第二十一号附有《博征海内方言告白》：“仆前撰《新方言》一册，略得三百七十余条，近复展转钩考，又发现百余事。”再加修订，到1909年印出。知《新方言》不是《民报》封禁后再写。
《国故论衡》，1910年初版，其中好多篇目，早在《国粹学报》登过。如《语言缘起说》，载丙午年第十二、十三号；《古今音损益说》《一字重音说》，载戊申年第七号，而章氏自编的《太炎集》则系为“丙午”文[6]；《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载戊申年第五号，《古双声说》载同年第六号，《太炎集》均系为“丁未文”；《原经》载己酉年第十号，而《太炎集》系为“戊申文”。它不全是《民报》封禁后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