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认为，只要按照上述“三句话”去做，“伟大的普及教育机器指日可以发动，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生命也可以创造出来。”[11]
必须指出的是，陶行知在“穷办法”中提到的强迫教育，随后又作了新的解释：强迫的对象不是不识字者，而是“强迫有权者允许人求学，强迫有知识者教人”。他说：“无论不识字者之为小孩或成人，强迫之重心要压在家长、店主、厂长、任何机关团体之负责人的身上，才算公平而有效力。铲除民众儿童上进之阻碍，使民众儿童有自动求学之可能，才是普及教育及教育采用强迫手段之真义。”[1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主张普及大众的工学团教育，并不是一概排斥学校教育，是针对“一提到教育便联想到学校，一提到普及教育便联想到普设学校”，把学校作为普及教育的唯一途径而提出来的。而事实上，“若跳不出学校的圈套，则普及现代教育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在学校之外，“创造一种下层文化的组织，适合大多数人的生活，便利大多数人继续不断的长进。”这种下层的文化组织，就是陶行知提倡的工学团教育。其他像“生活教育团”“普及教育团”“自学团”或“共学团”，虽称呼不一，事实上都是工学团教育的一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