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工文学的蜕变——走出厂房和流水线、走向文人文学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孕育了中国最早也最优秀的一批打工文学作家，像王十月、郑小琼、林坚、郭金牛等是这批打工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们创造的“打工文学”一直被视为广东文学界的“拳头产品”，是广东文学的一枝翘楚。经过30年的发展，广东“打工文学”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但打工文学自创生以来所戴上的光环，也使得它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太多印象标签，似乎一提到“打工文学”就会让人想到厂房和流水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打工文学作家们自身的开拓和创新。其实，像王十月、塞壬这些作家，他们的起点是非常高的。他们对时代、人生和人性有自我的理解和判断，有自己擅长的艺术表达形式，并不因他们是打工者而与其他文学写作者有什么天壤之别。而且“打工文学”自身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除了纯文学形式的打工文学外，还有许多通俗文学的类型，非常多元，非常丰富，不能一概而论。
在灿若群星的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中，有许多优秀的小说写手，如林坚、张伟明、周崇贤、钟道宇、郭建勋、戴斌、王十月、叶耳、曾楚桥、陈再见等。得益于广东活跃开放的文化环境，这批小说作家成长迅速，他们中的大部分作家已离开了工厂，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走到了广东文学的前沿岗位，成为专业或兼职作家。他们有切肤之痛的生活经验和扎实的创作基础，不时拿出一些足以进入当代文学优秀作品行列的上乘之作。另外，随着生活场所、社会身份、生活内容的转变，这批打工作家中已有所成就者的写作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他们日益成熟坚实的写作也不断地扩展着打工文学的版图，改写着打工文学的基本面貌。2015年、2016年，他们同样写出了众多令人瞩目的作品。如陈再见的中篇小说《上帝的弃儿》，依旧以从农村来城市的打工者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我”曾是一家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经保安队长朱少吾（前工厂的车间保安）介绍，到社区阅览室做图书管理员。由打工者“我”引出因车祸父母双亡、童年遭细叔性侵而患上癔症并伤残的城市女孩柳宣，作者又把笔触伸进城市平民细叔灰暗的家庭生活，也写出了“我”身处农村的家庭和家人在疾病和贫困中的挣扎，还交代了经过个人努力做了保安队长最后又沦为通缉犯的朱少吾——他追求社会地位提升而又盲目的生命。跟陈再见以往的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仍然关注他熟悉的在城市边缘游走的打工者和底层人物。不过这部作品不再停留在工厂或作为打工者原乡的乡村，打工者、底层边缘人和小人物的现实生活境况也不是作品表述的中心。小说把主人公“我”的身份设定为从工厂普通工人转变而成的底层文化人，喜欢阅读，热衷于心理学特别是癔症的研究。这种基本情景的设置，就更多地把作品引领向了打工者、底层小人物那幽暗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让读者一窥这些上帝的弃儿们精神破碎、荒凉的处境。陈再见的另一篇小说《回县城》中的“我”不是农民工，但同样出身农村，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的企业打工谋生，生活和家庭的负担让这个年近四十有文化的打工仔意兴阑珊。面对生活的局促和高不可攀的房价，“我”无法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置屋安居，只能回到家乡的县城买房。但真实的县城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名，“我”来到县城，就像一个莫名其妙闯入异地的外来者，内心充满不知所措的慌乱感和不安全感。《回县城》呈现了打工一族生活中最普遍的尴尬：因为出身农村带来的竞争劣势和原始负担，让他们无力拥有城市的精彩；但也无法回到自我离弃的农村老家，只能选择回到一个更为隔阂和陌生的县城去安顿自己的尴尬处境。事实上，“回县城”也就成了谋食城市的一代打工者“回不去的故乡”的一种象征。陈再见抓取主人公的意识流动部分，展现了打工者无处归依的困顿。这种城乡都无处安放的生活，既是打工者的现实处境，也是他们精神上漂泊零落的写照。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陈再见不仅写出了打工者的前世今生，也把打工文学推向了对打工者的出路与精神归属的追问，这是对打工文学的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