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们离罗马不远，但是我们不复在罗马。我们在卡普里逗留两天，与外界隔绝，沉浸在罗马人和古意大利人的差异之中，这象征着能够趋向——有距离的——普遍意义上的罗马人观点。思考“宗教”，就是思考“罗马人”。这既不在罗马，也不会在罗马之外太远的地方进行。对于把某种事物的历史作为“宗教”来回忆，以宗教名义发生和讲述的一切应该保留对这种命名的批判性记忆，这是运气和必然。这个名称是欧洲的，它最早是拉丁文的。于是，这就成为一种被给予的东西，它的形态至少作为限制始终同时是偶然和意指的。它要求得到关注、反思、主题化、并注明日期。当我们提到“欧洲”时，很难不会联想起“雅典—耶路撒冷—罗马—拜占庭”、宗教战争、因耶路撒冷和摩利亚山（Moriah）而引发的战争、亚伯拉罕（Abraham）或易卜拉欣（Ibrahim）面对上帝要求的极端“牺牲”——一定要牺牲自己钟爱的儿子——而回答“我在这里”、实施上帝要求的死亡或要唯一后代死亡、在耶稣受难前夕悬置的重复。昨天（是的，昨天，的确就在几天之前），曾经有过在“列祖之墓”——即在所谓的亚伯拉罕宗教中有显著象征意义的共同地方——发生的对希伯来人的大屠杀。我们使用并说四种不同语言，但是我们的共同“文化”更加明显地是基督教的，勉强可说是犹太—基督教的文化。在我们之中没有穆斯林，很遗憾，至少在最早的讨论中，在我们可能应该开始改变视角转向伊斯兰教的时刻。也没有任何其他信仰的代表。没有一位女性！我们应该考虑：代替这些默默无言的见证人说话，而又不为他们说话，并且从中得出各种各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