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希腊精神——最初是欧几里得的几何著作——真正到达中国时，一开始根本找不到愿意详读的读者。1572年在欧洲发现的超新星激发了第谷·布拉赫的深远结论。中国人也没有忽视该现象，他们记录了这一事件，但没有对此评论。1607年，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促成了对《天文学大成》的翻译，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理论才得到更多关注。欧洲天文学是由基督教僧侣介绍到中国的，这也是中国长期蔑视哥白尼体系的主要原因。明朝的钦天监多由穆斯林把持，为了与他们抗衡，中国人更愿意接受第谷的宇宙观而舍弃哥白尼。他们承袭托勒密，认为地球是中心。他们简单地把第谷看成错误模型的战胜者。而且，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越多，就越发现西方理论之间的矛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试图挽救自己的“现象”。“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南宋学者陆九渊曾经这样总结。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曾向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解释哥白尼体系，皇上镇静地指出：“汝等夷人怀妙策以解天象之惑。吾自有吾之法，毋使地星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