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表明了主观立场与客观立场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事人个人的特殊立场在决定什么是人们有理由去做的事时是否具有合法性——由于这种看法，我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做某件事，而且从一种外在的角度来看，我如果做了这件事或许更好。这即是说，事情将会更好，正在发生的事情将会更好，我拧孩子的胳膊就比不这么做更好。但是，我将做了更坏的事。如果对我可能做的事以及我的受害者的相关要求的考虑胜过将发生的事情所具有的非个人的重要价值，这只能是因为当事人的立场在实际推断过程中具有重要性，并且该推断过程拒绝受一种认为世界是一件好事和坏事在那里发生而且其价值与任何立场无关的地方的观念的支配。
我已经说过，中立价值观的统治地位并非绝对。它没有完全吞没或压倒那些由个人的野心、承诺以及情感所引起的相关因素。但是，我对我所称的自律因素的承认并不暗示道义论因素的可能性。[2]这两者非常不同。道义论因素的独特性是，尽管它们与当事人有关，但是它们并不表达当事人的主观自律。它们是要求，而不是选择。矛盾在于：这种对他人利益的主观片面尊重不应该屈从于不带任何立场的当事人中立的尊重。相比之下，道义论的立场显得原始，乃至迷信：它仅仅是通往完全客观性的一个阶段。从这种狭义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会是如此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