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款侵权，英、德、俄、法等国在成为清廷最大的债主的时候，还攫取了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及盐税和厘金的征收与支配权。名义上是以这些税收作为还借贷的保证，实际上列强借此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进而操纵政治，国家的主权横遭侵害，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庚子赔款再加上还日本的“四国”借款等，共八项借款，总数多达十几亿两白银。“据全权大臣先后来电并还款表一纸，计此赔款论定四万五千万两，前数年每年本利银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嗣后按年递加，每年二千余万两及三干余万两不等。光绪三十九年止，总共本利银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另有允缓半年付利银九百万两，分三年带交，由西历明年正月初一日，即华历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照数付足。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然和议既成，赔款既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须竭力支持。”
票号在汇兑中，所获利一为汇费，二为得空期放贷的利息，三为平色。究竟有多少呢？1906年，是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这一年，各票号汇兑总额约在八亿两多。其中，仅日升昌票号一家就多达三千多万两。可见数额之巨大。而汇费也就更多了：同治年间，“适值军务未靖，路途多有阻滞”，由奥海关汇兑京饷，“议定每千两给汇费银四十两”，后增加到了六十五两。到了光绪年间，汇兑京饷汇费每千两仍在四十多两左右不定。汇兑江海关的赔款汇费，“广东至上海，每万汇费二百两，浙江汇上海，每万汇费六十两……其山东；福建、广西三省汇上海之费，尚未议有定章……至借用商号银两，每月以一分五厘利息……（《军录》财政类卷号三十五，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汇费是根据距上海的距离及数额议定的。各地差别很大，比如光绪二十六年安徽汇往上海，每万两汇费为九十两；同年，广西汇往上海，每万两汇费为二百两。广西是安徽汇费的两倍还多。这其中，除必要的支出之外，便是纯利润了，像日升昌的总汇额达三千多万两，那毛利一算便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