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万格小姐与苏西关系密切，她们两人在强奸问题上有很多相同的看法。施万格小姐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我母亲去世后，施万格小姐似乎成了最能安慰我父亲的痛苦的那个人，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腿”（这是别人的传言），而是因为她说起话来非常平静——她说话的时候语速沉稳，节奏柔和，是弗洛伊德旅馆的所有客人中说话口气最像我母亲的一位。与我母亲一样，施万格劝起人来也是细声细语。“我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自有属于她自己的一套说法，听起来天真烂漫——但她也希望把以前的一切都彻底抹干净，一切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世界，她的这个希望与任何一个激进分子如火的梦一样炽烈。
施万格小姐一天好几次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去卡恩特纳大街的欧罗巴咖啡馆喝加了牛奶、肉桂和鲜奶油的咖啡，或者去阿尔贝蒂娜广场2号的莫扎特咖啡馆，就在国家歌剧院后面。“你知道吗？”弗兰克后来说——他一遍又一遍说个没完，“《第三人》就是在莫扎特咖啡馆拍摄的。”施万格小姐才不在乎这个。她喜欢那家咖啡馆的鲜奶油，咖啡馆的宁静让她最为心动，在这里可以远离打字机的嘈杂声和激烈的辩论声。“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唯一有价值的机构——可是，终有一天连咖啡馆也得消亡。”施万格小姐对我、弗兰克、弗兰妮和莉莉说，“喝完这一杯，亲爱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