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给朱由检立碑时评论道：“凡末世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认为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皇帝，因为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其封闭内向的封建社会，“一板不许下海”，执行锁国政策，中国是从那时开始，便一蹶不振的。然而，崇祯重视汤若望的西人历法，改造传统的大统历，比现在那些闻夷，闻洋，闻西方，闻资本主义则倏然色变者，有这份择善而从的既清醒又开明的心态，难能可贵。
据后来揭发杨光先的材料，说他“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何谓“棍徒”？就是有事没事，逮谁就咬谁一口的青皮混混之流，杨光先稍稍人五人六一点，就有一张道德警察的面孔。他想咬汤若望，但崇祯拍板用这个外国人，他也就不敢张嘴龇牙了。等到清人入关，他认为时机到了，谁知满族统治者既没有汉族那种因循守旧的习气，也没有祖宗之法的束缚，多尔衮甚至会想：你崇祯帝设局令一个老外来修改历法，我摄政王干嘛要承袭你们汉族的华夷畛域的界限，好，他索性提拔汤若望为钦天监第一把手。并将汤所制定的西式历法，命名为《时宪历》，颁布实行。并给汤若望加官晋爵，“由太仆寺卿改太常寺卿”。“顺治十年，赐号通玄教师”。“旋又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