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这四种错判的责任追究，有着重大差别。故入人罪与故出人罪因为是故意犯罪，受到的处罚最重，处罚的基本原则是以同罪反坐。比如一名无辜者被故意判了死刑，以后冤案若被发现，则故意错判的法官也将被判死刑。
受处罚最轻的是失出人罪，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宋政府对失出人罪的司法官并不问责。问责制度这么设计，是为了贯彻“罪疑惟轻”的司法理念。因为面对一起有疑点的案子，失出(判得轻了)不问责，失入(判得重了)要追责，法官当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宁可失出，不可失入。从司法的实际效果看，这跟现代司法制度强调的“疑罪从无”是差不多的。
宋政府对失入人罪的处罚，要比对失出人罪重得多，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一项立法，凡司法机关失入人死罪，如果被错判死刑的犯人达到三名以上，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要被“刺配千里外牢城”；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开除公职)、“编管”(限制人身自由)；负次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夺职称、勒令停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