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北京政府的这一举措,却招致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当时欧战已经渐入尾声,西方诸国也回过头来重新掺和中国事务,自然对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各种来往深为不满,恰好利用改革币制的事情来对北京政府施压。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议,而不应该独断其事,这样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表示抗议,让段祺瑞左右为难,亦让日本有所顾忌,日本不欲招致西方国家太多反感,于是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龟三,也暂时不再考虑中国的借款问题。
这个时候,天津会议已经宣布结束,但是在天津会议结束以后,张作霖并没有急于回到奉天,而是留在天津,因为他要处理一件大事。其实自张作霖入关之后,在与其他军阀交往时,就听到他人提到徐树铮是如何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因此在心里逐渐转变了对徐树铮的态度。等到抵达天津,更是发现自段祺瑞三次组阁以后,当时代理驻津奉军指挥权的徐树铮总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实际却只收到了180万元,原来徐树铮居然把奉军的军费用到了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上。怒火中烧的张作霖不等和北京政府商议,就直接下令解除了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声言要去找徐树铮算账。段祺瑞听说张作霖发火,恐怕再生出什么事端,急忙叫徐树铮去向张作霖谢罪,并表示会尽快还上这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