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保先生力图超出唯物、唯心之论，他着重分析了方以智关于认识主体的分析，包括方以智“对主体及其本质的自然主义的提示”，“对主体的认识功能的剖析”和“对主体实践功能的阐述”，最后蒋先生将方以智的认识过程归结为“统、泯、随”这种“由肯定到达否定，再由否定到达否定之否定的认识方式”[34]。
台湾学者多从传统思想的流变中发掘方以智认识论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意义与文化价值，将其认识论大致定为“知识主义”，视其“心”为“认知心”。如张永堂说：“明末学者一方面从理论上肯定学问与知识的价值，一方面从实践（考证）中表现其对学问与知识的重视。因此在明末理学中有知识主义与反知识主义的强烈对立，方以智在这种对立中，是知识主义行列中的一位杰出者。”“方以智鉴于王学末流扫物尊心、舍物言理之弊，一方面从理论上肯定物理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也从事实际的物理研究。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主张挽朱救陆、调和朱王者，所以物理研究终究只是手段与基础，其最后目的是要达到心与物完全融合贯通的境界。用方以智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通几’（求理于心）与‘质测’（求理于物）配合，达到‘合外内、贯一多而神明’的境界。”[35]另一位台湾学者林聪舜先生也持大致相同的意见，他说：“‘均的哲学’表现在认识论上，密之提出‘质测即藏通几’、‘合内外，贯一多’、‘至虚者即至实者’的说法，用以调和重心重物、重内重外、重虚重实间的对立，并以之调和朱陆，这种调和的有效性如何姑且不论，最值得注意的是密之的认识方式，已有摆脱道德观点，将认识活动纯粹化的倾向。……密之既不在道德性的预定目标下主张‘即事显理’，即理只能是物理，心只能是认知心。”[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