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尊重传统的观念和行为，十分普遍、持久，其间又集中表现为道统观念的深厚绵长。早在先秦时期，道统观念就已形成。孟子曾经叙述了由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子的“道”的历程，朱熹认为这是“历序群圣之统”[147]。孟子在这里制造了一个久远的道统，并以道统继承人自居，其目的在于为其政治主张制造历史根据。这个道统论的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是先王之道，是典型的传统崇拜。汉代董仲舒以奉天法古为旗帜，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构建了阳儒阴法、阳德阴刑的新的统治之道，尊孔子为“素王”，力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仅为一家之言的民间学说——儒学——提高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其基本理路和手法是托古改制、托古创新，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仍然是传统崇拜。唐代韩愈以“虽灭死万万无恨”[148]的决心，护卫“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149]，则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道统论的体现，是传统崇拜的表现。这种以道统论为集中表现的传统崇拜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历史作用，绝不仅仅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反动”“保守”“为封建统治张目”所能正确而全面揭示的。从文化发生论的角度审视，从文化的民族性的方面考察，尊重传统，维护传统，对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对于不同层级、不同时代的人们的价值观的整合，对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有的统治者利用传统为自己服务，以致败坏传统、歪曲传统，离散人心，妨碍社会健康发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批判，但它与民族文化传统本身无关。这就好比现代武器与歹徒的关系。歹徒利用现代武器作恶，固然需要严惩，但现代武器本身是无辜的，它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严惩现代武器。历史事实表明，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崇尚往古、崇拜祖先的宗法制度笼罩下的封建国度，传统是联系古今、贯通上下的精神纽带。在传统的旗帜下开新，在传统的道路上进步，是当时的历史必由之路。而这，正是在守成中创新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